安是理解仁者安仁命题的关键。
周代绝地天通，规定天子方可祭祀天下名山大川，并祭祀天帝，始祖配享，旨在政治上统一天下(此承历史学家王戎先生教诲);诸侯祭祀本国境内名山大川，不得祭天。亦可参阅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。
青铜乐器演奏官方音乐还有一个天然的长处，就是音乐特别容易显得庄重典雅、节奏缓慢、声音宏大，比丝竹类乐器更加适合演奏具有宗教色彩的作品，这与西方人演奏教堂乐曲用管风琴而不用钢琴有相似之处，也与如今江南丝竹大多适合演奏表达男女私情的作品有相通之处。大禹时代开始进入青铜文明时代。古人酋长名与氏族名不分，故黄帝时代长达两千年。及武王伐纣，师延东走，至于濮水而自投。周初周公亲自著作的《周礼》如今仅存16个字而已[6]，原书当在战国时代初中期亡佚。
(《阳货篇》)子曰：师挚之始，《关雎》之乱，洋洋乎盈耳哉﹗(《泰伯篇》)根据孔子自己的论述，可知其乐教理论主要有工具论风格论两论。大汉之后历代经学家注释经典，仍然都在证成孔说。不能造成人主逾劳，人臣逾逸的局面。
刘安在《淮南子》中并没有完全否定各家思想价值，认为要在吸收和借鉴它们合理之处的基础上，重点还是要突出和回归合道的理想路径上。他反驳说，自古有盛德的君主，劳累形体，竭尽思虑，为民兴利除害而不懈。这是关乎国家存亡的大学问，唯有修道有成的圣人懂得权变。其次，主逸臣劳，责少职寡。
真正的君道应最接近道的原初本质，比如它的无形寂寥、自然无为、虚静感应等特质。在这一总原则指导下，认为必须把握住社会治理的根源才能由治本达到彻底解决一切问题。
刘安在终篇《要略》中论述了从西周文王以来先秦儒家、墨家、管子、晏子、纵横家、刑名家、商鞅等学说，针对时代面临的矛盾，回应和化解冲突和危机，皆各自提出了见解。凡得道者，其形色之体应深深隐藏，其名声不可宣扬。固然，百家不同学说各有产生的缘由，像墨子、杨朱、申不害、商鞅的学说对于治理国家来说，却像车盖上少了一根橑、车轮上少了一条幅那样：有了它可以凑数，没有它也不影响使用。就是说，在阶段性的治理过程中，尽管一时使用了技术性的措施（数），但不能忘记长远的指导思想。
如何能找到这样的标准？摆脱形下的是与非即可。制君臣之义，父子之亲，夫妇之辨，长幼之序，朋友之际，此之谓五。在未来理想社会中，人作为类，不只是物质经济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，其群体道德觉悟层次的高水平再现应是最主要的标志。刘安清楚地意识到，当时已经不是大治之际，各方面学说和主张都有适合不同范围的使用价值。
人的精神接受于上天，而形体则是从大地接受来的。它要求，看见根本便知道末梢，观察趋向便能预见归宿，掌握一而应对万，把握纲要而治理详细。
虽然这两部著作思想体系大相径庭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，即它们都是为统治者开出的济世良方。人们去争，为名而名，为利而利，诈伪兴起，治理便无望。
圣明君主在位，空廓没有行迹，静悄没有声音，官府像无事可干，朝廷像没有人。故圣人之道：宽而栗，严而温，柔而直，猛而仁（《泛论》），从天地之气引出圣人对道治度的把握，尽管有点牵强，也大体反映了秦汉以前古人对自然的观察和社会治理的丰富经验，不过在论证过程中采取了现今不大使用的譬类方法而已。君主立法，首先自己作出标准和榜样，这样法令便能施行于天下，禁胜于身，则令行于民矣。后稷播种树谷，因地也。认为即便是圣人，若无权在手，化民就会大打折扣。正确发挥好权势的作用，对于调动属下和民众积极性不可小觑。
君人之道或人主之术同样表现在对因的运用上：处无为之事，而行不言之教。从道的角度论，就可以统括起来并等同视之。
所谓无不治者，因物之相宜也（《原道》）。能知一，则无一之不知也。
清静而不动，一度而不摇，因循而任下，责成而不劳……不为赏罚喜怒，名各自名，类各自类，事犹自然，莫出于己，不下庙堂之上，而知四海之外者，因物以识物，因人以知人也。治理主体首先要做好自治，有利于执政集团从中汲取更多属于自我革命的文化底蕴。
如身心都无法治理，奈天下何。天下是非无所定，世各是其所是，而非其所非。这种治理，执柄持术，得要以应众，执约以治广，处静持中，运于璇枢，以一合万，若合符者也（《主术》），事省而易治，是最省力、最经济的方法。唯不求利者为无害，唯不求福者为无祸（《诠言》）。
君主在上面精明审察，官吏便在下面勉力从事。我们看到，原文中多对孔子赞赏有加，认为孔子作为个人来说，是明道知体的，但对于其提出的相关理论却批判甚多——实质体现了它更重视在治理理念和举措上道根德本的价值追求。
当尧还是一个普通百姓的时候，他的仁慈不能教化一里的范围，而桀居于最高的位置，便能令行禁止。能够拥有天下的，一定不会丧失他的封国。
此道沉静无为，没有形态也没有形下规则，其大不可穷尽，其深不可测度，永远与人类一同化育，而人仅凭后天认知却无法把握它。汤、武平暴乱，因时也（《诠言》），且不违背人的性命之情。
要求下民执行的法律，上层如不遵循就不能施行推展。即便行善也不自以为善，为人谋利也不以为功。当时战胜了自然界各种凶灾后，社会安康，无忧无虑，蒙蒙然与万物和谐，人们不用智巧，漂浮周游，自由自在，甚至禽兽虫蛇也藏起它们的利爪毒刺而无捕捉吞噬之心。智力昏乱，则不可以执政，就像波动的水不能够作为平准一样。
《淮南子》提出把握社会治理根源，突出和回归道，由治本达至彻底解决一切弊端，对实施标本兼治富有启发意义。真正的君王职责应当是统领管理百官，使万民和睦。
这其实是一种极大的误解。同样，对于权势的掌控也是如此。
这说明，形下相对之善，往往会导致不善的结果。如果搬用、套用过时的礼法，就会成为笑谈。